周志勇（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讲师，博士）；朱春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尉（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背景下，应当借助移动网络平台实现数字新闻业转型，在经历呈现真相以奠定共识凝聚基础、规避群体极化风险以修复社会关系网络、超越垄断以构建良性竞合关系三个阶段后，逐步建立起基于数字新闻业的社会共识，是实现突发事件危机沟通提质增效的参与式传播解决方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的新闻宣传思想舆论工作目标要求，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2024年6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亦明确指出“国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新闻采访报道制度”，赋予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中“开展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的权利，并对新闻媒体提出“开展突发事件应对法律法规、预防与应急、自救与互救知识等的公益宣传”的要求。因此，新闻媒体应该着力提升信息沟通、舆论引导和群众动员能力，安抚民众、组织动员，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提供新闻力量。
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的逐步推进，有关新闻媒体职能的探讨愈发深入，但仍有莫衷一是的困境。梅宁华在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与使命研究中，凝练出立场坚定、敢于亮剑、为人民发声、为人民做新闻四个维度[1]，强调新闻工作者应当始终秉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报道新闻。甘丽华等在探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媒体关系紧张时对媒体的职责与使命进行了再界定，认为媒体首先应该“忠于事实，追求真相，及时更正”，同时应当监督权力、“为从未如此分裂的美国提供纽带与连接”[2]，强调了媒体的信息沟通和维系社会关系纽带的作用。在对突发事件中媒体的职责与功能的探讨中，郑保卫等结合疫情传播和抗疫报道，将突发事件中新闻媒体应当承担的信息沟通、科学普及、舆论引导和影响国际舆论的职能，分别概括为连接社会、服务群众、守护国家和沟通世界四个层次递进的维度[3]。高晓虹认为，坚持正确方向、回应社会关切、讲好抗疫故事、凝聚万众一心等是主流媒体在突发事件中应当践行的责任与担当[4]。尽管对于新闻媒体功能和作用的探讨并未达成完全一致，但基本几乎能够达成的一个共识便是，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的双向信息沟通、舆论引导和群众动员功能非常重要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基于数字化的社会共识构建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关注的核心议题[5]。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中，在行之有效的危机沟通基础上凝聚社会共识，是破除情绪恐慌、推进问题解决并加快生产生活秩序重建的有效路径。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中扮演着信息沟通、舆论引导和群众动员等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化解突发事件本身及其带来的次生舆情风险的关键路径。然而，在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巨大冲击、受众流失的时代背景下，新闻媒体面临前所未有的沟通危机，基于传统新闻业的社会共识构建方案效果减退。因而，思考如何在既有新闻媒体体制机制下，融入数字新闻业的新框架，探索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实践路径，在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对线]，动员突发事件中广大干部群众，凝聚起化解危机、解决问题、抚平社会情绪的社会共识，是践行新闻传播事业初心使命的重要环节。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是应急管理部门的应然职责，也是新闻媒体的重要使命。近年来，国际范围的气候变化、能源问题、粮食与温饱问题等引发的“多重危机”，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7]，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环境、社会、科技风险等，是构成、导致突发事件的主要因素[8]。突发事件对国际局势的影响也愈发深刻，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种族冲突等问题导致战争和灾民流离失所等严重问题。我国也面临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在内的突发事件威胁[9]，安全形势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各类突发事件本身的危害性较大，包括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道路受损、基础设施遭受破坏、物资匮乏等。有数据显示，仅就自然灾害而言，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发布的2023年全国十大自然灾害[10]显示，因灾死亡失踪人口超过450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350亿元，房屋损毁、农作物受灾的数字更是惊人。另一方面，突发事件带来了次生灾害，包括自然灾害暴发后的流行病和传染病灾害、公共安全事件暴发后的社会恐慌和混乱等等。与突发事件本身带来的危害不同，次生灾害往往持续时间更长、影响也更为深远。
突发事件往往伴随着类似于“长尾效应”的次生舆情灾害，在事件（可预见的突发事件）前、事中和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各类信息都会在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大肆传播。其中，既有建设性的信息，包括政府和应急管理部门的防灾减灾或应急处置通告、灾害发生情况的通报、灾害现场网民的信息传递或请求支援信息、灾害现场之外网民的关切等，也充斥着大量的担忧、质疑、绝望、愤怒等情绪的表达。负面话语和情绪表达，给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带来诸多不便，甚至会导致事态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降低突发事件中负面话语和情绪表达带来的负面作用，就有赖于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过程中，构建基于信息沟通、舆论引导和群众动员的社会共识，发挥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社会共识构建功能。
社会化媒体在新媒体技术介入的背景下实现了长足发展，用户在大数据和算法的赋权下，亦有机会选择使用不同渠道的信息、嵌入不同类型的叙事框架之中。这一局面在信息沟通、舆论引导和群众动员等维度，对传统新闻业在突发事件中构建社会共识的功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依旧难以复刻传统媒体时代“一呼百应”式的舆论引导局面。新闻媒体不再是突发事件的唯一信源、社会化媒体提供了更丰富的反馈和沟通渠道，动摇了“一锤定音”式的真相裁决地位，在群体极化的影响下，传统新闻业的突发事件社会共识构建功能失灵。综合前人研究，结合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特点，本研究将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职能总结为信息沟通、舆论引导和群众动员三个类别，进而梳理传播关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新闻业在突发事件中社会共识构建功能失灵的表征。
政治沟通理论强调，作为管理、服务角色的政府和作为对象的民众，应当在媒体的协助下，“注重政治系统内外部互动过程”[11]，实现既有上传下达又有反馈互动的沟通模式。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认为，在政治系统内部，实现政府对社会及民众的有效管理，必须以政治系统能够及时、准确地接收信息为基础，在高效地处理、应用信息的前提下，实现有效的决策和控制，进而完成对社会的治理[12]。政治系统的先进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有效政治沟通的日常化趋势。政治沟通日常化倾向于微观的、直接的交流能够体现在政府与民众的日常沟通中，也表现为“政治信息传播重视日常生活表达与公共领域对话的某种动态的策略手段”[13]。常态化的信息沟通中，在我国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建设发展的当下，党群沟通、政民沟通机制相对健全，基于新闻媒体搭建的政治沟通框架也逐步明晰。但面临突发事件时，既有的生产生活秩序遭到破坏，由突发事件导致的亲人离散、停水停电、食品和药品匮乏、网络和通信中断等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极易导致在常态化生产生活秩序下的干群沟通、政民沟通渠道受阻。一旦情绪排解、疏导不当，极有可能引发次生舆情危机[14]。
在突发事件背景下，新闻媒体和社会化媒体的信息沟通模式存在诸多差异。就时效性而言，新闻媒体的突发事件第一现场报道往往滞后于网民的“随手拍”；就时空限制而言，社会化媒体深度嵌入移动终端，相较于新闻媒体更适应全媒体场景化传播；就互动效能和传播效果而言，对新闻媒体的效果考察更注重“媒体说了什么”，而忽视“媒体回应了什么”，社会化媒体的效果考量则更看重“用户感知到了什么”[15]。综上，新闻媒体不再是突发事件中信息沟通的唯一渠道。突发事件发生后，不仅民众的生产生活受到冲击，当地新闻媒体及其工作人员也会处于一种紧张的工作状态中。为了全面、及时、准确地传递相关信息，同时也为了避免忙中出错，新闻媒体通常会选择第一时间发布政府职能部门的防灾减灾、救援指导、灾情披露等信息内容，报道救援过程和善后处置工作的进程，对被救助群众进行及时的采访和报道，转发卫健、疾控、公安等部门的权威信息和温馨提示等。而囿于一线采编人员有限、基层采编服务“触角”受限等主客观因素，新闻媒体存在“信息发布有余而沟通互动不足”困境。丧失信息沟通的主动性与话语权，就意味着新闻媒体在舆论引导和群众动员方面，也面临走下坡路的困境。
舆论引导是化解突发事件中负面情绪危机、凝聚民众力量共同渡过难关的过程性策略，也是新闻媒体天然职责与使命之一。丁柏铨指出，在舆论舆情引导中，应当充分利用好一切可利用的事、理、利、情、美元素，以期获得良好的舆论引导效果[16]。胡正荣等认为，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工作应当坚持守正创新，“厘清创新传播的目标指向与价值面向”，实现“价值引领”[17]。突发事件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舆论发酵和舆情扩散过程，一方面，各种小道消息、未经证实的“科普”“紧急通知”等谣言充斥各大社会化媒体平台。真伪难辨、虚实难分的信息，加之事件发展的不确定性、对未来恢复的预期不足等问题，极易引发群众的恐慌情绪。另一方面，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从启动到实际解决每名受灾、受困群众的问题，总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而如何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原则，干预民众对这一过程的感性认知和判断，引导群众积极向上地看待问题、勠力同心地突破困境，是新闻媒体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环节。
受复杂环境、工作心态等主客观因素影响，新闻媒体工作者在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中，易陷入“重视讲道理、忽视情感动员”的局面，加之受众流失等现实困境，能“一锤定音”、裁决真相的风光不再。社会性是新闻报道和新闻媒体的重要属性之一，新闻媒体刊（播）发的报道不是理论书籍、学术专著，其主要阅读（观看）对象并非仅有知识分子、学者等专业技术人员群体，还包括基层干部群众，是真正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大众文化产品。新闻工作者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用户（观众）在新闻报道的阅读（观看）过程中始终保持理性的思考和判断。“讲道理”的舆论引导方式并非不可用，但当突发事件暴发后，部分群众被较强的恐慌甚至绝望情绪所支配，面对停水断电、食品药品匮乏、交通通信中断等现实困境，更容易陷入焦虑。因此，如何调动起被困群众的积极情绪，使之尽快参与到生产自救、灾后重建的进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各路网红大V、“自媒体”博主较为擅长“以情动人”，通过一线参与、奔走呼吁、捐款捐物等温暖人心的举措，在解决实际困难的同时，也获得了大量的粉丝关注。而失去信息沟通和舆论引导优势的新闻媒体，面临社会对其“真相裁决者”身份认知和认同淡化的处境，舆论引导效能发挥受限。
在突发事件中，基层干部和群众动员工作至关重要，在政府主导、科层组织践行的体制机制下实现人员转移、生产生活秩序重建等工作，是群众动员的要求和目标。程建新等对基层公共组织在重大突发事件下的科层组织动员工作进行研究，发现基于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弹性，能够实现急时组织韧性[18]，进而动员组织内部基层干部积极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应急处置和群众动员工作当中。在激发内生力量参与到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中，姜国俊等在美丽乡村建设的群众动员研究中发现，“政治引领自治、行政助推自治”的双向赋能，是动员村民参与乡村自治的有效手段[19]。
然而，在媒介技术发展、媒体内容信息丰富的新媒体时代，“信息茧房”效应的影响，使突发事件中海量信息短时间内涌现、群众沟通渠道更加便捷，人们容易强化对己方群体意见和态度的认同、无视或驳斥异己观点，难以消除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产生的干群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误解，加剧了“群体极化”的风险，导致社会可沟通性下降的问题。多元群体在不断强化自身群体意识的同时，阻碍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社会共识的构建。与社会化媒体平台注重粉丝和用户群体维护的运营方式不同，新闻媒体既有的运营体制存在对用户有效反馈关注不足的弊病，也就必然导致受众通过新闻媒体实现互动式参与的可能性不足，新闻媒体的共识构建效能亦发挥受限。此外，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媒体受众流失的客观事实，也是导致其与外部力量共识构建能力不足的重要因素。
面对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介入的新媒介环境，传统新闻业向数字新闻业转型、打造可沟通的新闻媒体，成为破解突发事件中新闻媒体共识构建失灵的优势路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唯有数字新闻业是可沟通的新闻业，社会才能实现其可沟通性”[20]。在数字新闻业转型过程中，把握好呈现真相以奠定共识凝聚基础、规避群体极化以修复社会关系网络、超越垄断以构建良性竞合关系，是实现突发事件危机沟通提质增效的参与式传播解决方案。
越是在紧要关头、矛盾冲突激烈的时刻，越应该以沟通增进共识、促进误解的消除。突发事件中的新闻媒体要及时跟进，内容生产应该落实以用户为中心的基本理念，及时、准确、全面地披露信息，第一时间进行新闻报道，尤其是涉及应急救援、食品药品供应、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灾后重建等人民群众迫切关注的事项。突发事件发生后，人员伤亡或失联、财产损失、道路受阻、应急救援物资不足等负面消息不断涌现，处于突发事件中等待救援的群众对救援工作、食品药品供应保障工作、心理疏导工作等的不满或质疑情绪，以及对基层干部“报喜不报忧”的惯性认知，又会在移动互联网的助推下“扩音”，使得本就处在高强度、高负荷应急处置工作中的基层干部难以招架，由于难以客观、全面衡量多方上报的灾情信息的紧迫性、准确性等，双方互不信任的可能性陡然上升。利用及时准确的新闻报道，积极地向上级部门或外界释放求援信息，同时消除基层干群的误解，是便捷高效的应对策略。
那么，什么样的沟通才算得上是有效沟通呢？很显然，仅仅通过官方媒体渠道发布信息、进行新闻报道，并不能践行全媒体理念、实现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全覆盖。落实以用户为中心、围绕用户使用场景突破沟通桎梏的理念，才能更好地践行数字新闻业的可沟通性。有研究认为，用户的媒体接触主要集中在家庭、办公场所和路上三类场景，只有实现三类场景传播过程的融合和全覆盖，才能说基本贯彻了全媒体传播理念。在日常，信息传播和互动反馈过程可以便捷地在三类场景中切换，一定程度上允许存在沟通的时间差；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处置刻不容缓，必须无时无刻、全方位地保障传播主体和用户的双向互动，完善突发事件的传播网络。
在有效的信息沟通基础上，还应该践行数字新闻业的“全国化发展”战略思维，在全国范围内的信息大循环中，提升突发事件中的信息沟通效率，进而为实现社会共识的凝聚奠定基础。
移动互联网助推下的信息大爆炸，促使突发事件中信息现象级地涌现。体量庞大、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对处于突发事件中心的群体（有直接关系的干部和群众）和边缘群体（网络围观者）的影响，不能简单地用“有限效果论”模糊地概括。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信息过载、不断有新的信息刷新人的认知的情况下，社会公众通常会选择与自己已有认知一致或相近的信息来强化自己的认知，忽略掉与已有认知不一致的内容，这一现象被学者总结为选择性接触[21]。突发事件背景为选择性接触提供了适宜的生存土壤，囿于时间紧迫但事态紧急、物资匮乏但待分配群体较多、信息滞后等因素，互不信任的态度产生并不断强化，即受灾群众受到“先到先得，去晚了就抢不到”思维和观念的左右而竞相抢夺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既有的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导致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
群体极化是在网络站点平台开放性讨论基础上，因各执己见、共识难以达成而形成不同程度的群体性自我认同不断强化的过程。互联网用户在突发事件的讨论中，互动性越强，群体极化现象越容易出现[22]。研究认为，群体极化作为典型的社会分歧强化表征，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话题，更容易产生影响舆论走向的群体极化效应[23]，对突发事件中社会共识的达成有较明显的阻碍作用。面对这些问题，专业的新闻媒体工作人员不能随波逐流、听之任之，必须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复杂性网络传播环境中，肩负起社会责任，为社会关系网络的修复贡献力量，进而实现突发事件中更高程度社会共识的达成[24]。
在突发事件背景下，新闻媒体肩负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但为了避免新闻采访和报道过程“百密一疏”情况的发生，均衡多方参与主体的话语权，通常会采取传统的宣传模式，即着重采写编发政府和应急管理部门应对处置及时、基层干部群众同心协力、受灾受困群众积极配合且满意的新闻报道。然而，在突发事件的信息扩散过程中，以非国有资本为主体的新媒体机构和平台能够通过开设专栏、设置话题、给予大数据算法加权等方式，不断进行信息沟通的模式创新，抢占媒介市场、抢夺用户资源、形成传播优势，事实上导致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叫好不叫座”现象。数字新闻业的典型特征之一，便是积极融入全天候、全民参与的话题互动中，媒体应重新思考20世纪90年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新华社等共同倡议的“不再为地方政府提供形象宣传的广告服务”理念[25]，鼓励创新、减少形象宣传类新闻报道，回应突发事件中群众对信息和沟通的关切。
移动网络和新媒体技术的嵌入，激活了新媒体领域的市场化竞争关系，为传统新闻业转型到数字新闻业提供了契机。新闻媒体超越既有的媒介体制机制地方化、行政化框架，克服区域或行业垄断所带来的媒体运营思维定式，以媒介融合的姿态融入国内新闻报道的大循环中，实现以竞争促发展的新型媒体竞争合作关系。突发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既然无法限制社会公众从社会化媒体平台获取资讯、参与讨论，就不如放下“权威”“官方”的媒介姿态，尝试以竞争者的身份参与新闻报道，以媒介融合方式创新内容和形式，与社会化媒体平台一道，共同致力于构建开放、沟通、互动的突发事件危机沟通模式，为凝聚社会共识贡献数字新闻业的力量。
移动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平台的发展，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夺走”了新闻媒体的受众，但事实上也为传统新闻业向数字新闻业转型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与空间。近年来，数字新闻业和数字社会成为媒介融合政策的基本生态面向[26]，在数字新闻业新的交往框架下构建突发事件中的社会共识成为基本实践坐标。面对突发事件中群众对信息资讯、话语表达、参与行动的需求，新闻媒体要向数字新闻业转型，发挥主流媒体服务社会的价值属性，积极主动、靠前作为，切实关注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热点问题，在新闻发布、舆论引导和群众动员的基础上，增进社会互动，完善社会共识生成机制，推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不断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数字沟通与共识构建的中国路径研究”（批准号：22&ZD312）、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构建中国新闻业发展新格局的路径创新研究”（批准号：22AXW002）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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